老人
知青，一段特殊时期留在历史上的烙印似乎已随时间变得模糊，然而，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却依然无法摆脱掉那份沉重。俗称“知青精神病院”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于2008年底，至今收治着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。随着安养中心的成立与运作，知青精神病患者及其子女的安置照顾也再一次引起关注。《?望东方周刊》记者王晓在黑龙江佳木斯对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进行了采访报道。
2010年元旦前后的佳木斯市，气温降至零下30多度，隆冬的阳光疲软地照在厚厚的积雪上。位于郊区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，56岁的哈尔滨知青姜盈国面带微笑地在活动室里走来走去。“我21，他22。”姜盈国指指旁边的北京知青陈平原，“我年轻。”陈平原张着嘴，嗓子眼里发出“吭吭”的笑声，口水顺着嘴角不住往下流。姜盈国的记忆定格在他的21岁。1975年的某一天，黑龙江友谊农场拖拉机手姜盈国上夜班。突然，拖拉机发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。“我压死人了!”姜盈国闪过一个念头，仓皇逃离。次日，一起下乡的知青特意跑到地里去看，“哪来的什么人，明明是稻草。”但姜盈国坚持认为自己成了肇事者。此后，他整天念叨着警察要来抓他，接连数月不洗漱、不理发。几年后，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2009年4月，转至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。这是一所俗称的“知青精神病院”，建成于2008年底，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来自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。一段疯狂、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，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。“刘少奇万岁”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。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“刘少奇万岁”。那个时期，人们“被接受”的五个字，本该是“打倒刘少奇”。“就那么写了。”赵印宝挂着惯常的笑容，左手托腮，脑袋上扬，一副“混不吝”的劲儿。如今，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，高兴了，会说出一句俄语;表扬他两句，会再说上两句英语。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，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。在他的印象中，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，也不大讲话。唯一一次“犯浑”就是写下了那张“天杀的横幅”。“在那个年代，这哪儿成啊。”留守北大荒数十年，任友善说起话来还是京味儿十足。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，赵印宝被抓走了，之后戴上了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帽子，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。由于是工人出身，又没查出更多劣迹，不久，赵印宝被放了出来。回到农场后，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。任友善说，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。一到批斗，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“活靶子”。“你注意到赵印宝的门牙了吗?那就是批斗时打掉的。”让任友善感到难以接受的是，“打手”往往由一起下乡的知青扮演。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。任友善记得，某个阳历年前后，他们坐着斗车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树。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时候，风在耳边呼啦呼啦地刮着，脸刺得生疼。为了挡风，知青们一个个都是后背朝前蜷缩着，只有赵印宝，居然敞着棉衣，面朝前方。
1973年，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。在他的病历上，写有“自言自语、自笑、胡言乱语”等症状———“他说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，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台湾计划，说包产到户是他制定的，还说自己是周总理的儿子。”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“精神分裂症”。2004年，由于不堪重负，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，纳入农垦医保，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。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，又挪到了这里。上海知青薛鲁波则是因为1972年在浩良化肥厂因入党问题未能如愿，进而逐渐失眠、疑心大，总以为有人要害他。1973年，被家人接回上海后，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“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，那个人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”在安养中心，薛鲁波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几根长寿眉跟着乱颤。“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，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，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，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。”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明明有收割机，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因感情问题受了刺激的北京知青张慧颖认为，自己到北大荒，以及现在在安养中心，都是为了“吃毛主席的饭”。她甚至坚信曾经一起来的北京知青们都住在这里，不曾返城。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。1968年12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》的文章，其中印着毛主席语录：“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自此掀起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高潮。2000万名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们兴冲冲地奔赴黑土地、大草原、黄土坡、橡胶林。其中，54万人来到了白雪覆盖下的北大荒。早在1947年，北大荒的建设就已然开始。最先进驻开垦的是10万名复转军人。从1959年开始，又有一大批支边青年，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，屯垦戍边。这算是北大荒的第二代开垦者。“其实当时之所以号召支边青年进驻北大荒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要给之前来的军人们解决婚姻问题。”几十年后，黑龙江农垦总局有工作人员作出这样的解释。北京知青任友善、赵印宝等人下乡是在1964年，算是较早的一批，但也归入了知青“上山下乡”的行列。“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，另一方面，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。”任友善记得很清楚的，是当年城市里的“低标准”———每人一天9两粮食，“吃不饱啊，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。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，总比饿着强，就这么来了。”“吃是吃饱了，但那个历程简直不堪回首。”任友善记得，最先要适应的就是气候，“冬天冻脚啊，肿得老高。后来学会了，得买大鞋，往里面垫草、垫玉米叶。”还有一些苦是人为制造的，“比如收麦子，明明有收割机，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，社会主义小镰刀嘛。”张慧颖至今念念不忘“割麦子”、“种大豆”，“等我出去了还能割，我就是干活的命。”断线的风筝“经历了‘上山下乡’，没有吃不了的苦。有这个心路历程，以后什么都吃得消了。”和大多数知青一样，任友善有着“劫后辉煌”的感慨。真正让他难过的，是始于1976年前后的知青大规模返城。由于已经在当地安家，任友善只得留在宝泉岭农场，“眼看着农场空了，宿舍空了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但那时确实没办法，我身体不好，如果不在这儿成家，我根本活不下来。”据《饶河农场志》记载：“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，有3000多知青离场，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，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。”黑龙江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办公室主任宋斌透露，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余人。“我们这里的二三十个患者，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。”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介绍，他们得的这个病，很多人家即便知道了，也不见得愿意来找，“父母在的估计会找，父母不在的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要相对淡漠些。”北京知青鲍丽丽就是一只“断了线的风筝”。刚从857农场送到安养中心时，鲍丽丽只有48斤。贫血、低蛋白，严重的类风湿更是使得她的手脚都变了形。吴斌介绍说，鲍丽丽发病据说是因为谈恋爱，最初治疗过一段时间。后来农场找了个人照顾她，给她吃的穿的。近些年，农场条件好些了，就把她送进了敬老院。在敬老院里，鲍丽丽摔成了骨折。骨瘦如柴的鲍丽丽已经无法说话，偶尔，她会睁大着眼睛，从嗓子里发出含糊的声音。只能通过声调，判断她说的是什么。而今，她会发的几个音节，除了“吃西瓜”、“吃香蕉”外，还有“海淀”和“回北京”。吴秀菊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家在北京还是上海。“上海宣武区。”她抬抬眼皮。过一会儿再问，又会说：“一半北京一半上海。”李启是在北大荒红星农场十八队下乡的北京知青。说是知青，但根据其断断续续的描述，他其实是被一个想要返城的知青骗来的，“他插队10年，想回城，说这儿好，可以过来种地，就把我换过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