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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远古绘画中，色彩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直至唐宋，中国绘画几乎都是重色的。甚至在明清之前，中国绘画的名称不是现代所称“中国画”，而是用色彩中的两种颜色名称——“丹青”为其命名，由此可见色彩是中国绘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中国远古绘画中，色彩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直至唐宋，中国绘画几乎都是重色的。甚至在明清之前，中国绘画的名称不是现代所称“中国画”，而是用色彩中的两种颜色名称——“丹青”为其命名，由此可见色彩是中国绘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魏晋之际，在色彩的探索、研究和运用上，已相当成熟，并形成了一整套的用色原则和方法。
南齐的谢赫将中国绘画特有的设色规律和用色原则加以总结，在《古画品录》的“六法”中提出了“随类赋彩”的敷彩制形理论。在色彩的运用上，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，中国绘画不以客观环境为依据，崇尚人的主观感受，从来就不重视“光”的作用，更不认为在不同光线条件和空间环境中色彩会有微妙的变化，认为世界上所有物体的颜色都是固有的，即使是在漆黑一片的环境中，色彩也是依然存在的，绘画所表现的是介乎于自然和自我之间的“固有色”。
中国绘画注重色彩的象征性和表意性，并以社会规范和固有色的施彩原则进行“随类赋彩”。唐宋之际，中国画的色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唐宋之前，色彩是绘画的一个重要表现语言，南朝时期的宗炳在《画山水序》中还强调色彩在表现对象、塑造形体方面的重要性：“画家布色，构兹云岭”，“以形写形，以色貌色”。
但是，到了唐朝，这一“以色貌形”的观念却发生了改变，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则变为弃色求墨了，他认为“草木敷荣，不待丹碌之采，云雪飘扬，不待铅粉而白……”并由此肯定“运墨而五色具”。